1.处理好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具体体现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财富和经济总量的增加，反映国家总体富裕程度；社会发展则有多个维度，包括收入分配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人的能力和交往范围的拓展、社会结构的改善等，最终表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增长无疑是社会发展的根基，没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依托，人们的生活品质、选择空间和自由度就会受到极大限制，社会发展就难以实现。反过来，社会发展也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社会流动性增强、消费繁荣、社会和谐稳定等途径促进经济较快健康发展，从而形成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不过，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或自动带来社会发展，从世界范围看，“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和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决定》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明确的思路，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原则和总目标、实施路径等层面都构建起了经济和社会良性互动的有机联系。在经济增长方面，《决定》强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社会发展建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财富增进的坚实基础之上；同时强调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关键要素，为社会发展奠定体制机制基础。

2.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决定》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论题，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能否实现有机统一与相互促进是关涉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性、有效性与科学性的关键。应坚持系统观念，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统一起来，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需要明确，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空间都大大拓展了。一方面，市场的作用空间拓展了。原因在于，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了，需要开拓新增长空间、寻找新需求，激励科技、产业、模式和组织等多方面的创新。市场在处理复杂信息、容纳多样性、分散风险和利用知识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可以比较灵活和有效地适应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空间也在拓展。这是因为，大国博弈、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反垄断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总体国家安全、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因素的分量明显加重，这些都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需要国家战略规划引领，需要政府更好履行自身职能，以有效应对具有政治性、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和外部性的重大问题，为国家总体发展、社会整体福利、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夯实根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摆脱政府与市场作用此消彼长的思维定式，建立起二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

3.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组合

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公平则有多个层面的意义，从实现公平的全过程来看，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它们依次继起，相互影响。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在构筑公平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与效率具有内在一致性。结果公平需要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形成结果的起点和过程（或机会）必须是公平的，否则这种结果就不会被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这种结果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不能过于悬殊，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结果公平本身亦具有独立的价值，它不仅会影响到新的机会公平，而且会影响到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大循环，影响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科学阐明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是实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关键，也是实现结果公平的关键，是效率与公平的最佳联结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决定》提出“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这些重要部署构成了在制度层面上构建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枢纽。为了提升经济效率，同时促进社会公平，首先需要保障起点和过程公平。优质、均衡、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起点公平至关重要，《决定》提出“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等，都是为了从体制机制上尽可能保障人们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对于过程公平，则要求竞争规则公正、透明，竞争机会开放，人们有迁徙、择业、投资、交易的自由，拥有平等获取和利用生产要素的权利。这方面，《决定》有许多明确的规定，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等，都是为了保障机会开放、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实现了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就能在较大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可的结果公平，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等措施对初次分配加以适当校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形成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繁荣局面

经济社会充满活力是国家繁荣兴盛和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强调激发整个经济社会的活力。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新时代新征程，激发经济社会活力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活力会营造一种浓厚的氛围，激发人们的创新、探索、冒险、竞争精神，以及利用新知识、新技术、新要素和寻找新机会的信心和勇气，这些都是应对不确定性、开辟新赛道新模式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活力”已然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

在焕发活力的同时，还要保持经济有条不紊地运行、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稳定，实现活力和秩序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决定》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实现活力和秩序高水平的动态平衡，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进一步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保持良好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良好的法治是实现活力和秩序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基本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要以良法善治夯实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奠定坚实基础。

5.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实现发展和安全高水平动态平衡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理论和实践高度，安全因素在改革和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党的十九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

发展和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解决我国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同时加大安全的分量，只有二者同步推进，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以安全看待发展，我们会得到许多新的认识，或深化某些原有的认识，比如，创新不仅有发展的维度，还有安全的维度，创新能力和实力在国家总体安全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会大幅度提高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进而提高总体国家安全水平。因此，强化安全维度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体制机制基础，保障国家领土主权安全、金融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自主可控，达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作者系华侨大学特聘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