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毛泽东始终秉持“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要“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品格，充分运用科学思想方法发挥历史主动，形成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学习研究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方法，对于新时代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运用科学理论，洞悉历史规律
历史主动建立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只有洞悉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认清历史趋势、顺应历史潮流，真正掌握历史主动。毛泽东指出：“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在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处于被动局面。
探索改造中国的“大本大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青年毛泽东目睹国家破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决心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指出：“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此时的毛泽东主张“以大本大源为号召”，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转变全国的思想，以达到彻底改造中国的目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先驱影响下，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正的“大本大源”。1920年1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确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1936年，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提起这段经历时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之所以信仰坚定，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解释。
中国人民从此掌握了历史主动。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但由于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各种救国方案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毛泽东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接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第一次科学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并深刻指出不能分清敌我友是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的一个基本原因。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提出要主动作为。他强调：“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这再次说明，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发扬历史主动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把握历史主动必须抓住根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动权。
强化战略思维，把握历史大势
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对关系事物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与前瞻研判的思维方法。客观事物的发展在历史合力的作用下必然会呈现一定的趋势。争取历史主动就要运用战略思维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向。毛泽东指出，要“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谋长远、抓大事、顾全局是战略思维的根本要求。毛泽东注重强化战略思维，在把握历史大势中实现历史主动。
强化战略思维要长远谋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驳斥各种错误论调、鼓舞军民斗志，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深刻指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得出“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结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抗日战争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八月和九月这两个月德军攻势如潮。1942年10月上旬，德军攻势减弱，苏军逐渐取得了优势。毛泽东敏锐察觉到战争形势新变化，随即写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战局尚未真正明朗化的情况下预言，“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抗战时期，毛泽东既有对整个战争过程的全面分析，也有对战争发展具体阶段演变的战略预见，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强化战略思维要抓主要矛盾。客观事物在发展中具有众多矛盾，其中有一种矛盾是起着领导和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毛泽东指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抗战时期，作战任务繁重，生活条件艰苦，统一战线内各党派关系错综复杂，国际各政治力量相互博弈。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就抓住重点，突出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特殊重要性。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全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完成历史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巩固政权稳定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四面出击，要抓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他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于工作重点明确，各项措施得力，我国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政局，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强化战略思维要胸怀全局。毛泽东指出：“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1930年初，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环境，党内一些同志悲观估量时局，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局部的暂时困难所迷惑，要联系国际国内大局来分析。毛泽东指出，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本国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加剧帝国主义国家和整个中国的矛盾，从而导致中国各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军阀混战愈演愈烈，人民生活将更加艰难。“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毛泽东把红四军所处的局部环境和全世界、全国的革命形势联系起来，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揭示革命高潮必然到来，极大鼓舞了革命战士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战略思维。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善于进行战略思维是一项根本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就更容易赢得主动。新时代强化战略思维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国之大者”，才能把握工作主动权、跟上时代前进步伐、推动事业顺利发展。战略思维能力不是凭空而来，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借助马克思主义这架“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才能高瞻远瞩，透过现象看本质，确保不迷失方向。
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历史智慧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古圣先贤的深邃哲思，蕴含着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毛泽东曾有个形象的比喻：“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一生尊重和酷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并从中汲取历史智慧，破解革命和建设道路上的难题，实现历史主动。
汲取历史智慧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走通这条道路，就要处理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关系。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智慧。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由于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对土地问题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时指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厥唯土地。”毛泽东从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认识到，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到近代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起义，大都是农民反抗地主的运动，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毛泽东从传统文化中意识到改良道路在近代中国走不通。建设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毛泽东谈到：“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并指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受挫后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率领部队向井冈山退却。对于山上原有的绿林组织，毛泽东结合传统文化风趣地分析在井冈山落脚，开展游击战争的现实情况，“《水浒》上有个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军万马，拿他们就是没得法子。历朝历代，山大王是杀不干净的。我们的暴动失败了，没关系，我们就来当个红色的‘山大王’嘛”。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后，针对如何壮大革命力量，红四军党内有人主张用流动游击方式来扩大政治影响。在战术运用上，毛泽东同样受《水浒传》林冲与洪教头比武故事的启发，主张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等等。可见，中国革命道路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
汲取历史智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百端待举。1956年12月，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借用韩愈《送穷文》表达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上，毛泽东借用东汉“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表明“我们中国穷，但是我们不要恩赐”，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汲取历史智慧加强党的建设。纵观我们党长期的风雨历程，我们党总是善于从历史中寻找启迪，以历史智慧不断推动党的建设向前发展。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党员干部会议上号召大家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拚命精神。“什么叫拚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拚命精神。”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借用《红楼梦》贾府由于“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而走向衰落的故事，警示党员要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毛泽东还从中国古代历史中找到典型，一方面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南北朝梁将韦睿的作风，另一方面告诫大家不要学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霸王项羽。干部子女教育问题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问题。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结合《触龙说赵太后》来告诫领导干部严格要求子女：“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毛泽东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鉴，教育干部子弟不能特殊化，并把领导干部子女教育问题上升到关乎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高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积淀传承下来的思想精华，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永恒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基础，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有助于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赢得更大的历史主动。
重视经验总结，增强历史自觉
重视学习历史、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毛泽东指出：“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在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善于总结各方面的经验，如党的历史经验、世界各国战争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等，不断增强历史自觉。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中国共产党每一次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都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统一。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自己身体力行，通过多次总结党的历史，增强历史自觉，推动事业发展进步。比如，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文献资料，持续推动全党学习研究党史，深刻总结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又如，1949年6月，毛泽东写下《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总结了党成立二十八年来的历史经验，指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与对内对外政策，阐明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前进方向。还如，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着重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篇文章时指出，“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表示要通过总结经验发挥历史主动的初衷。
总结世界各国战争经验。毛泽东博览群书，阅读了大量西方历史著作。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起学生时代的自学生活时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世界史上的许多战争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法俄战争便是其中之一。1812年9月，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俄军实行战略退却，放弃莫斯科。当法国军队深入俄国腹地，俄军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配合正规军作战，最终打败法军。毛泽东认为，俄国能够取得胜利，游击战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1938年11月，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提出，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为增强中国人民胜利信心，毛泽东总结历史上的战争经验，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他指出：“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历史经验证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等重大判断的正确性。
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为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提出要学习苏联经验。“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实现工业化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鉴于苏联存在的长期片面强调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地方卡得过死、民族关系紧张等教训，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保护农民利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巩固各民族的团结。1959年至1960年，毛泽东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反对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等重要观点，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是党的优良传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科学地把握历史规律，进而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作者系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